关于萨乐美，我能讲些什么？ 刘海燕, 萨乐美, 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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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海燕



2003 年春天，我开始接触露?安德列亚斯-萨乐美，先是德国的一位女心理学博士后写的传记《萨乐美的一生》，后来又找到萨乐美本人的回忆录，应该是《生命的回顾》，我不习惯那个削足适履招引读者的书名《在性与爱之间挣扎》。莎乐美的生涯属于那些难以描述的生涯之一，还有文化艺术史里沿袭的势力，世人思维的惯性或惰性，因此，莎乐美这个名字进入我们的视野时，被简化为尼采的追求者，里尔克的情人，弗洛伊德的密友。莎乐美与德国精神史上这三位大思想家的特殊关系，使她的个人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这是一个女人在劫难逃的命运，无论她是非凡还是一般。她作为一个时代最自由的头脑，作为一个精神生活者所产生的力量，尤其是在人生的历程中，她克服掉了人性的全部弱点，开启着艺术的秘密通道，分担另一个人的超凡而罕见的命运，修复着精神事件中的不美好，为上帝担当。还原这一切，方可看清莎乐美的轮廓，及这样的女性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意义。

一．“共同生活”的始末

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e）1861年出生于圣彼得堡的贵族之家，伴随她成长的人们天性里都倾向于内心生活，20岁后旅居欧洲，受到了当时各国时代精神的感染，外部的风雨助长着她内心自由的风暴，她的一生都在寻找思想上的志同道合者。21岁的莎乐美实践着一个奇异的计划，也是梦中的生活，“共同居住和工作”，建立一种蕴涵丰富的友谊，超凡的人之亲情，分享心智生活的快乐与哀伤。怀疑论者雷埃和巴塞尔大学的教授尼采加入进来。37岁的尼采见到莎乐美的第一句话是：“是哪个上苍决定了我们的会面？”这神圣的充满命运色彩的问候语，不久便被尼采改写了。

从总体来讲，尼采具有铁一般的意志，从细节来看，他又很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尼采曾评价自己： “我不是人，我是炸药。”他身上的狂热激情和伤害欲望随时会引爆，他数次向莎乐美求婚被拒绝后，加上他妹妹的醋意诋毁，情敌雷埃，他就失去理智丧心病狂地谩骂，毁坏莎乐美和雷埃的名声，彻底摧毁了三个人的关系。莎乐美对此保持沉默。她不愿意和人性的弱点较劲，她看到了这个具有宗教本性的哲学家致命的限度，因此，她要保持人性的尊严。

莎乐美实实在在地坚持“不是爱情、崇拜、调情和私通，而是工作、研究和哲学思考。” 男人们怎么可能遵守这个契约呢？即便尼采感叹：“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她那样对我的问题没有丝毫的偏见、具有真知灼见，而且是有备而谈。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在和其他人交往的时候我仿佛注定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就采用虚伪的方式……”“她是目前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他也决不挽回这个精神伙伴，他自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可原谅的，他说：“宽恕朋友比宽恕敌人要艰难得多。”（上述引文均出自[德]徐尔斯曼：《萨乐美的一生》，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这个惯于自我吹嘘的男人，面对世人，不会把这个年轻的俄罗斯姑娘作为精神对手，自然会把她作为情欲的对象。

三人同盟解体后，莎乐美和温情善良的雷埃定居柏林，为原本的梦想而努力，他们的圈子包括了各类学科的代表人物——自然科学家，东方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这个圈子里的氛围是健康、明朗的，他们并非都很了解尼采，尼采那时用一本格言集把自己变得举世闻名，像一个潜藏的阴影，一个看不见的形象，在他们中间。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气就是要把逻辑学的精密变成心理学的精密，显示出某种特别的自负，几乎可以称之为“哲学的英雄时代”，而尼采以白热化的形式，点燃了那个时代灵魂中的兴奋点，“英雄”，“斗士”，“超人”，“权力意志”是尼采作品中的关键词。那时雷埃在写《良知的起源》，莎乐美在写具有研究性质的小说《争夺上帝》，这写作清理了尼采带给她的病毒，她的“昏厥、咳嗽和发烧终于过去了。”

莎乐美懂得自救，或者莎乐美的自足使天才男人也很难太伤害她。谈到尼采悲剧性的一生时，他的追随者们都认为，那个叫莎乐美的女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尼采给莎乐美造成的伤害，却一直被忽略。尼采在以女性为主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缺乏一个具体的父亲式的人物，来完成对男性的认同，学习怎样去爱女人。谈及这些，已远离了莎乐美的初衷，她不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她不要求承担或赎罪，她会把这些作为人性分析的资源。

她的性情里有更多清洁、自省的成分，和尼采相识十几年后，她出版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和他的作品》一书，在这本书里，莎乐美没有为自己辩解，没有进行“清算”，也没有公开和眼下已成名人的尼采的私人交往，那些不是她的风格。她依然能对尼采做出客观的中肯的独一无二的评价，帮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尼采的人性和他的精神世界。她以敬重、惊叹、和批评的态度，和这颗激情动荡的心灵一起进入思想幽暗的深处和光亮的顶峰，强调尼采哲学和他的性格、内心观念的一体性。她屏弃了个人情绪性的因素，以思想者冷静的理性对“类”进行关注，经由尼采，她对人类性格的分裂性进行了深度分析。

这就是莎乐美，她让一切都进入理解和分析之中。伦理学的困境好象从来没有妨碍过她。

她的著作所产生的力量也在于：它们把以激情为固有气质的艺术家引向对艺术赋有理解力的知识分子，把控诉者引向灵魂的分析家。

二．世界万物何以展开？

1897 年5月，他们相识，22岁的里尔克手捧玫瑰花颤抖地走在城市街头，寻找“可怜的玫瑰的母亲”莎乐美。36岁的莎乐美并不喜欢里尔克对她夸张的抒情，她用训练有素的理智约束着他喧闹的情感和尚不太鲜明的个性，那时里尔克给人的印象是“男子汉的优雅”，而不是日后大诗人的气质。


莎乐美艰辛地克服着自身的弱点，开始对这个惧怕日常生活的年轻人负责任。她发现里尔克一旦苦思冥想起来就会毫无节制，失去控制，她建议里尔克干点别的什么，譬如学习俄语，学会有条理地工作和研究。1899年春天，莎乐美和丈夫安德烈亚斯，偕同里尔克，到俄罗斯旅行，回到德国后，她和里尔克一起研究文学、艺术史和俄罗斯文化，为下次更加广泛的俄罗斯之行做准备。莎乐美把谈情说爱的关系引领到共同学习和研究。一年以后，她和里尔克又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他们去波良纳庄园拜访托尔斯泰，看到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朝拜托尔斯泰，里尔克开始注意每一个前来的俄罗斯农夫，希望在他们身上找到质朴与深刻的融合。最后，他们到了里尔克所向往的伏尔加河沿岸。里尔克曾做过如下描述：

在伏尔加河上，在这平静地翻滚着的大海上，有白昼，有黑夜，许多白昼，许多黑夜。原有的一切度量单位都必须重新制定。我现在知道了：土地广大，水域宽阔，尤其是苍穹更大。我迄今所见的只不过是土地、河流和世界的图像罢了。而我在这里看到的则是这一切的本身。我觉得我好像目击了创造；寥寥数语表达了一切存在，圣父尺度的万物。

他感到了一种内在的需要，把自己最个人化的需要和热爱投入俄罗斯的历史和神话，而不是把宗教中的上帝简单地引入新发现的事物中。他在后来的日记里写道：每件被真正看到的事物必定会成为一首诗。诗集《祈祷》就是他对于俄罗斯的深刻印象的表达。从此俄罗斯这片土地成为他赖以生存的神秘保证之一，成为世界万物向他展开的一个开端。

这次旅行结束后，莎乐美强烈渴望得到安静，有更多的时间，独自一人。这段爱情太缠绕她了，她感到内心力量的源泉开始枯竭，她再一次听从了内心的呼唤，必须让里尔克彻底离开！她懂得及时脱去爱情的盛装，穿上最普通的衣服，躲到角落里去创作，永不失自我。这一时期，除创作关于俄罗斯印象的《罗丁卡》外，她还完成了《关于爱情问题的思索》一书，在此书中，莎乐美强调，恋爱“不是为了奉献自我，而是为了战胜自我”，以达到最大程度的自我发挥。爱情和创作具有相同的根源，因此这两种状态都是间歇性的，而不是持久性的。莎乐美的写作极其真诚，和她的生活一样，她不想成为女德的典范，不想成为任何人的榜样，也不指望自己的思想能被人接受。她迅速、直接地进入经验或人性的真实，规范、知识在她那里都没有用，她要坚守思想的诚实，记忆的诚实，发现和创造生活的最高尺度。初识里尔克时，她还在书信里写过：“爱就是：了解一个人，接受他对事情的看法，这样当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感到陌生和惊讶，也不会感到冷酷和空洞，”爱与最清醒的心智长在一起，的确是更优美的方式。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甚至还没有准备好这样面对爱情，总是一不小心就陷入伤害与被伤害的泥沼里，不能获得莎乐美那样的自救。
   
和莎乐美中断恋情后，里尔克经历了一次婚姻，很快家庭生活就成为他的羁绊，他写出了天才男人们对于家庭的残酷的通感： “我的房子是什么？是一个我必须为之付出劳动的陌生的场所；我亲近的人是什么？是久久不肯离去的客人。” 后来里尔克师从罗丹，罗丹给予里尔克的是一种现实感，以直接而踏实的方式进行工作，由此里尔克用适度的客观性代替了过度的敏感，在诗中注重意象的准确性与可感性，摆脱了以往无节制的感情陶醉；对于自身，他感到重要的已经不再是被爱，不再是只寻求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是把目光从自身转向万物，转向天堂。这也是莎乐美曾经启示他的路数。里尔克心智的成熟为他们恢复交往提供了可能，分手两年半后，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在他们更加平等的交往中，里尔克逐渐显现出大诗人的气质。从此，这旷世的友谊和爱持续了一生。

从莎乐美的故乡，从罗丹那里，里尔克学会了观看。我曾惊叹于这双眼睛，他看到“风景是确定的，它没有偶然性，每一片树叶，当它落地时，执行了宇宙的一条最伟大的规律。这种规律性是从来不犹豫的，每一瞬间都在悄悄地、不动声色地完成着”，“天空反映在每一片树叶里。一切事物似乎都在关注着它，它是无处不在的。”（里尔克《沃尔普斯维德画派?导言》）这文字通向造物的神秘和永恒的法则，有种不可名状的力量。莎乐美在她的回忆录中对里尔克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准确表达，他要“对那些几乎无法表达的东西做出抒情性的表达，最终目的是要通过他的诗歌的威力说出那些‘无法说出的东西’。”

里尔克为追求艺术的完美，付出了身心和谐的代价。在他被疾病折磨的晚期，莎乐美是最能给他带来安慰的心理分析师，莎乐美对悲痛的东西绝对不采取逃避的态度，她人生态度中的力量感，减缓着里尔克日常和离去时的惊恐。

三．什么是我们生命最成熟的岁月？

师从弗洛伊德：我的私人笔记
（德）莎乐美 著，王绪梅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650 岁以后，莎乐美转向精神分析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里尔克的去世，促使她更深地投入这一研究领域。一战期间，弗洛伊德曾写信给莎乐美，“虽然你天性快乐，但你是否能再度彻底地高兴？”莎乐美显然是不能了。她看到战争摧毁了年轻一代，岁月削弱了她的同时代人。战争使她的旅行岁月成为回忆，她曾和不同的游伴一起，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和民族之间无忧无虑地旅行，现在她要开始后半生的“工作”了。

如果说莎乐美的前半生主要是在自由中去爱和写作，漫游世界，享受快乐，那么她的后半生则是在为人类承担了。她曾给里尔克写信，阐述对战争的感受，“任何一场战争，除了军旗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乔装打扮，人们用大话、信念、理想之类的东西来点缀战争，于是便鼓起了人们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勇气。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到处都是这样，狭隘的观念和过时的道德观横行一时。”“但是不能因此就调转身，回避现实”。战争的最大特点就是残忍，精神分析学所要揭示的就是残忍行为背后的紧张心理。莎乐美在回忆录里写道：“那把我们远远地带离战争状态的，别无其他，就是共同开发人灵魂的的本质”，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莎乐美都参与到了弗洛伊德的深度心理学之中，分担他那超凡而罕见的命运。

1912年莎乐美到维也纳，参与以弗洛伊德为中心的学术圈子，一年多后回到她格廷根的住所，后来格廷根和维也纳之间就有了密切的书信稿件往来。弗洛伊德把莎乐美的来信看成是具有“双倍价值的奖赏”。精神分析学强调“性”，身体，注意到了身体与精神的表达并不一致，令同时代人甚感难堪，嘲讽声铺天盖地，使弗洛伊德的工作变成了一种殉道行为。还有来自自身的冲突，作为思想家的弗洛伊德和作为普通人的弗洛伊德，一直联系在一起；以及来自精神分析学派内部的分裂，使弗洛伊德非常孤独。弗洛伊德的三个儿子都参加了战争，他给莎乐美写信，认为自己的悲观主义观得到了验证，已没有任何理由“分享她的乐观主义”。莎乐美仍然坚信：只有抱着最后的信念才能度过艰难。处于人生荒漠之中的弗洛伊德在后来的回信里感慨道：“您坚不可摧。时代的艰难夺去了我们多少人的创造力，而您似乎不受任何影响。”

莎乐美不断地给弗洛伊德带来惊讶，作为弗洛伊德最富理解力的合作者，她曾给予过弗洛伊德准确的评价：“他从心灵的痛苦中发掘出了科学的道德伦理”，“弗洛伊德的作品和发现都是纯粹人性的结果，他是以人性的方式进行研究的。”她指出，弗洛伊德以理性的研究方法，最终产生的却是非理性的发现。她感动于弗洛伊德思想的诚实，“他乐意把自己敞开，尽管这跟他的期望完全背道而驰，但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那个在尽头等着他的终极目标。”（《莎乐美回忆录：在性与爱之间挣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这对同时代人对弗洛伊德简单的理解，无疑是一个深刻的矫正。

深度心理学既是一种科学研究，也是一种治疗方法。在格廷根的“露夫里得”，莎乐美开设了自己的精神分析治疗诊所，那是她和丈夫安德烈亚斯的住所，房子坐落在半山腰上，周围是美丽的乡村景色。与弗洛伊德的怀疑态度不同，莎乐美对精神分析治疗抱非常积极的态度，她对任何形式的精神疾病都提供治疗。有一段时间，她每天要接待病人十多个小时，甚至在手术住院期间让病人到她的病床前接受治疗，当弗洛伊德得知她收取极微薄的报酬或者免费时， “威胁”她如果再不向病人收取合理的报酬，他就要断绝和她的关系。此时，德国经历着严峻的通货膨胀，莎乐美也面临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弗洛伊德给予了她不少帮助。

莎乐美投入精神分析的时间越来越多，文学创作则越来越少。在对里尔克的分析里，她已意识到，精神分析对富有创造力的人来讲是一个威胁，干预就意味着摧毁，魔鬼和天使将一起不翼而飞，能够愈合艺术家心灵的是艺术创作，而不是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曾询问莎乐美投入精神分析的动机，她强调探索事物全部的根源既精神分析，对她来讲，犹如人生的馈赠。这个女人，她不追随名望与光荣，也不渴求进入历史，她听从内心的召唤，为人类承担不是她的初衷，而是客观效果。她没有留下记录自己分析治疗的第一手资料，没有名人意识。她在给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的信中，曾说：“如果真正经历过了，那么命运如何便不重要了。”如里尔克描述罗丹的艺术时所言，在人性变得非常伟大的地方，这种人性总是希望把自己的面孔藏到一般的无名的伟大之怀中。

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化，莎乐美都选择最富有活力和尊严的生活。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对“犹太科学”的态度，使敢于继续从事精神分析的人只余下几个，莎乐美就是其中之一，她还在公共场合对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表示敬意。纳粹把尼采的超人哲学用于他们的政治目的，这时，尼采的妹妹向当局揭发莎乐美是芬兰犹太人，朋友们纷纷出逃，莎乐美选择了留下。她再一次开始用写作表达自己的存在。

莎乐美把回忆录的最后部分留给了她的丈夫安德烈亚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男人美妙的品质日益被莎乐美所珍惜：他的包容性，内敛，单纯的善良，分享别人快乐的能力，阳刚之气，作为研究东方语言的学者，对于工作的沉迷。在 40年的婚姻状态中，莎乐美完全的自主，他们的婚姻生活在许多方面是有问题的，但他们之间的默契抹去了任何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安德烈亚斯去世后，莎乐美在这个世界上又生活了七年。那时她已身患多种疾病，糖尿病，心脏病，乳腺癌，她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不愿多言，谈论疾病和身体的衰老是她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她在四十岁的时候就开始为老年做准备，她相信对生命的爱是避免死亡的唯一有效的办法。

1937年冬末，那个名叫死亡的东西还是来到了76岁的莎乐美面前。她留给人们最后的记忆依然是非常优美的仪态，清澈坚定的目光。她完成了一个生命艺术家的完美造型。

弗洛伊德（两年后于流亡中离世）给莎乐美的悼词里总结道：“女人，或者说人的所有的弱点要么在她身上根本就不存在，要么就已经在她人生的历程中被她全部克服掉了。”

什么是我们生命最成熟的岁月？晚年的莎乐美在回答着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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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挫败的是男人，确切的说是男人的弱点。精确的说是男人通过抛出弱点来控制露，从而达到控制自己弱点的下意识行为方式。
抑或，
露照亮了人性的弱点，而这些弱点炙烤着它的所有者——尼采、RILKE、freud。

这两天在看《当尼采哭泣》，感慨万千。
莎乐美和尼采在相互坦荡的包容中体验着内心的挣扎，而彼此又无能为力。
飞来石说这本书是讲真正现代意义心理治疗的诞生，一个是纯粹哲学理性的尼采，另一个呢——布洛伊尔的身份：具有人文伦理的专攻精神癔病的医生——它具有的是感性还是人性。
两个人有共同的对人性的体察，区别是什么？
宗萨仁波切说“佛教徒不相信有个全能的创造者，而且他们不信生命的目的已经、或需被决定和定义。" 与其寻找“什么是人生的目的？”,不如更多的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是生命？” 生命应该是听到蚂蚁打架和眼睛眨动的声音。
而尼采而哲学开宗要义的提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为何冲突，如何协调？
引用叙事所言

人具有神性，或者说生命都具有神性，只是程度不同。

    原初的“神”似乎力图摆脱非神的制约，于是有了运动。

    当运动相对规则稳定时，其模式就是我们所称的“物质”。我猜测叔本华很可能据此称  “物质世界”为表象，而把神摆脱制约的努力称为“意志”。许多宗教或信仰试图缓解这个问题。

我想说从逻辑上，死是意识的概念及观察，前提是意识，因而意识总是存在。只是意识的承载物是多样的，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并且把这些承载物称为“生”。

此外，所谓“第三只眼睛”应是意识使然。

想这些事情会让人觉得多余，形而上的命运大抵如此，也不见怪。

桉树

萨乐美，还原事情的真像，还是掺进了作者个人的情感偏好。世上真有这样的女人么？越完美的越不真实。